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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7-11-14 | 士兵突击 引爆“雷区”--访总策划李洋;总制片张谦;导演康洪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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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签: 士兵  主持人  突击  雷区  军事 
■圆桌酷评

■出场团队:《士兵突击》主创

  ■参与人:总策划李洋;总制片张谦;导演康洪雷


  ■主持人:刘净植

  ■主持人提示:《士兵突击》已进入二轮播映,它掀起的热潮还远没有结束。它是近年来电视剧创作中的一个“异类”。它突入了电视剧创作中没有恋爱戏的“雷区”,却引爆了更为强烈的情感。让我们倾听该剧的三位主创的见解。



  ■重要观点

  ■

  ■现实军事题材作品当中85%以上都是以将校为表现对象的,以士兵为对象的戏很少。

  ■有人认为士兵戏最大的问题、或者说从戏剧元素角度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恋情,一个没有恋情的戏怎么构置情节?基本不可能,就是一个“雷区”,肯定是写不出什么花来。

  ■他们不像战争年代轰轰烈烈,他们今天用默默的背景、静静的站姿,筑起一道道让我们永远放心的钢铁长城。为什么我们不去歌颂它?

  ■最大的问题在于,今天有些创作者可能对基层官兵缺乏一种基本的态度———这个态度就是感情

  主持人:《士兵突击》播出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的强烈反响很引人瞩目,一部没有女人和感情纠葛的士兵戏能有如此高的收视率堪称另类。我很想知道,拍成这样一部电视剧你们有同类的优秀作品作为参照吗?

  李洋:军事题材这几年很繁荣,发展得非常快,每一年都有一两部在全国、全社会反响非常大的代表性作品。比如从2000年的《突出重围》,到2003年《DA师》,到2006年《历史的天空》、《亮剑》等等。这些作品再往前推一点,从当年很火的《和平年代》开始,媒体和评论界有反映,认为军队这些戏有很强的“贵族色彩”。我们几百万军队当中最普通、最基层、我叫做“军营的神经末梢”的士兵,是军事题材作品当中关注不够的。我大概统计一下,现实军事题材作品当中85%以上都是以将校为表现对象的,以士兵为对象的戏很少。

  若干年前,北京军区跟江西台合拍过一部戏叫《我们的连队》,那是第一次我们把镜头一下子打到一个连队。其实它最初也跟《士兵突击》一样,大家不是很看好,我记得北京军区在搞剧本论证会的时候,我请了十几个专家,基本上一边倒地认为这个戏没有前景,认为连队的戏有什么看的,就是条条块块的那些事情,作息时间、早晨起床号、晚上熄灯号,非常枯燥的生活。

  士兵题材继《我们的连队》之后,还有一部是《红领章》,军事题材电视剧当中的“士兵三部曲”,到《士兵突击》形成一个顶峰。因为前面两部戏做了一个铺垫,或者说尝试性的探索。大家不大看好,也许是他们认为士兵戏最大的问题、或者说从戏剧元素角度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恋情,一个没有恋情的戏怎么构置情节?基本不可能,就是一个“雷区”,肯定是写不出什么花来。

  我觉得《士兵突击》的主创人员,包括康红雷导演在二度创作当中,突入这么一个没有情感的士兵领域,其实恰恰是高度浓缩了的士兵的情感。可大家不知道,或者大家片面地认为它不可能有什么戏剧性,不可能有什么好看的、感动人的东西。实际上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,今天有些创作者可能对于基层官兵缺乏一种基本的态度———这个态度就是感情。

  过去那些大戏,虽然影响也很大,我们把它叫做“观念戏”,像《突出重围》、《DA师》、《沙场点兵》,是围绕一个观念做文章。而《士兵突击》实际上是回到整个意识创作的原点,回到人物,而且都是小人物。

  ■我的愤怒,终于赢得了有人的认同,于是有了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,有了《士兵突击》


  康洪雷:其实我们的古典文学,包括近代的影视作品里有特别多的类似题材,《士兵突击》根本不新鲜。比如《南征北战》、《小兵张嘎》、《红孩子》、《打击侵略者》,尽管带着那个年代的强烈的政治色彩,但是那种人文情愫一直在里面流淌。

  我说两句题外话。“愤怒出诗人”,像屈原;“愤怒出文人”,像鲁迅等等。其实我的创作一直在愤怒当中进行。记得从1998年开始,我发现创作队伍中许多人在向匠人靠拢,到了今天看,他们已经变成纯粹的匠人,已经到了无止地追求功利的状态。其实这让很多人感觉极为愤怒,我是其中一个。

  当年我做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,成天就有人说,不要再拍这样的东西了,黄棉袄、黄棉裤没有人看了。我带着强烈的愤怒心理,我说我一定要拍出一个黄棉袄、黄棉裤给你们看。于是,我在《蓝色妖姬》剧组呆了七天愤然离去,我觉得那不是个东西,我到今天跟他们老板和导演都在说,那个戏害了无数的人。

  主持人:怎么害的呢?

  康洪雷:它用一个极为技术化的包装做了一个片花,蒙蔽了所有善良的购片者,然后把一个垃圾的作品给了你。于是乎在播出的时候,一下让人瞠目结舌。

  而我的创作过程是这样的:当时我四处奔走,上所有可能给我投资的人那儿呼吁,我要拍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,我要拍黄棉袄、黄棉裤,没有人给你投资。大家都认为,这样的戏已经过了,我们要做男欢女爱、打打杀杀、飞来飞去,他们认为这是今天影视作品的一个真谛和真金。

  主持人:他们主观地认为因为观众就爱看这样的片子。

  康洪雷:他们认为今天的观众已经厌倦了所谓严肃创作,今天要进入一个娱乐的时代。我到今天都不能这么苟同,所以我的创作一直在愤怒中进行。终于我的愤怒,赢得了有人对我的认同,于是有了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,于是就有了当时所有的拥护者。

  事隔六年依然有人在说,和平年代的兵有什么可拍的,能讲出什么故事来,我依然愤怒。我很久就在想,我一定要拍一个和平时期的战士。为什么呢?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我们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。和平年代,战争没有了,我们百姓自己要干的事太多了,你忽然已经不再回头望去,在祖国的边缘一道绿色的长城在默默地撑着,撑着你今天的生存。他们不像战争年代轰轰烈烈,走在我们前面,用血与火,用生与死来演绎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和惊天地、泣鬼神的英雄气概,他们今天用默默的背景、静静的站姿,为我们的国家、为我们平静的生活来站岗、筑哨,筑起一道道让我们永远放心的钢铁长城。那么这种东西,为什么我们不去歌颂它?难道这样的事迹没有人看吗?难道这样的和平生活就没有故事可言吗?我不这么认为。

  有些人把我们中国最优秀的、最有传承意义的文艺创作的真谛忘怀了,一味向西方靠拢,殊不知文化是能借鉴的吗?你仔细想想,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背景不一样,生活差距这么大,你怎么可以借鉴过来?于是我们有那么多的男欢女爱,有那么多的三角关系,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婚外出轨,难道这是社会的进步吗?于是乎现实当中也同样出现了这些东西。

  所以,一个作品真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,影响我们的成长,我们记得那些文艺作品和好的小说,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带来非常好的影响。

  ■我特别想找到一本什么书呢?就是它非常天真地相信一切一切的事情

  主持人:那么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中,你们认为值得赞赏和推荐的作品是什么?

  康洪雷:像我们这样的人,读书、看作品等方面确实有时候目的性很强。比如我读书,我跟人谈话,甚至我走在街上买东西,一切都是为了用在我将来要干的事上,而且特别直接。比如我喜欢读什么书?医学、心理学,甚至是精神病学。我最近在读日本文化研究的名著《菊花与刀》。


  主持人:为什么愿意看这样的书呢?

  康洪雷:我想看看当年侵略我们的,让我们认为始终是像凶魔一样的刽子手,他们整个的文化背景和它形成的历史缘由。我觉得我们今天(关于抗战)的文化创作再不能仅限于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全民皆兵、挥舞着大刀长矛高喊着冲向敌阵。

  在21世纪的今天这么冷静、这么现代的社会里,我们如果再创作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,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去看?我觉得首先要尊重对手,攻其不备,找其弱点,《孙子兵法》早就告诉我们了,可是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里,只做一个概念,你看是全民的烽火燃遍了整个九州,可是你丝毫看不到方法。如果我们今天再创作这样的题材,应该怎么办?我们要尊重对方,研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,然后我们有了对策,然后把民族感情附在里面,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很结实、让今天的人可以看的东西。

  另外我确实喜欢看毛主席的书,觉得很有劲,尤其是《论持久战》,我觉得毛泽东是

  一个非凡的人,1940年能把这场战争看得如此之透、如此之细,他给所有的民众和前线的将士,讲解这场战争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,我们必须要打一场持久战,这个持久战怎么打,我觉得他太伟大了。他像一个智者,让在乌云弥漫的民众当中突然心里有一个底儿,我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生活,怎么工作和战斗。我想当时这本书,如果蒋介石拿到前线,以连为单位发下去,中国的战争一定是另外的样子,就不会死如此之多的人。一定会把日本鬼子拖死。可是那时候由于交通和政党之间的分歧,这本书没被拿到正面战场上去。这些东西对我和我的创作是有用的,不看这些优秀的作品行吗?

  主持人:除了能够对您创作有用,也因为这些东西能感动您吧?

  康洪雷:我说人家功利,其实我也功利,它是我的工具书,也是我的心理支撑和历史的依据。我特别想找到一本什么书呢?就是它非常天真地相信一切一切的事情。今天的中国人不容易相信,这特别可怕。所以,我建议大家看看沈从文的小短文,里面充满了柔和和美好,对人生的那种向往。包括台湾的南怀瑾的东西也可以看看。这些东西让你能看到什么是宽容。

  崔永元做的《我的长征》我天天在看,走完了那80天之后,我发现所有的人变得那么真挚、单纯,人与人之间变得那么相信。当初这个节目炒得也是不亦乐乎,人也是层层选拔来的,都是精英中的精英,个性张扬,最后统一得那么和谐,变得像亲人一样,什么道理?就是这个长征路。所以说行动吧,行动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

  ■那些书尽管带着时代的烙印,但是从地层流淌出来的人物,包括故事,一看就是作者直面感受拿出来的

  主持人:电视类节目还喜欢看什么?

  李洋:我比较喜欢看讲科教文卫的,比如口述历史。有本书叫《天路行军》,女十八军,里面有1100位女性走到西藏去的过程,非常惊心动魄。我觉得作为军人,应该了解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对手,这是职业赋予你的。

  康洪雷:我基本不看电视,我最喜欢看的是央视11频道,我喜欢看戏曲,我经常在写东西的时候放戏曲,因为通过戏曲给我带来节奏感都可以输到我自己的工作上。我看央视12频道的心理访谈,还有北京6频道有一个对人们进行心理牵引的节目。因为这跟我工作有关系。我们的同行,包括我们熟知的很多导演,我也想看他们的作品,但是打开以后又愤怒,还是回到我的工作吧。


  主持人:张谦老师您平时看什么呢?

  张谦:平时我看技术,看苏联战斗片怎么拍的,最近美国的电视剧《英雄》里面的特技镜头怎么做的。当然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苏联和俄罗斯的战争片,比如《士兵之歌》,看完觉得中国就没这种片子,虽然是黑白片也非常震撼。后来又看过一个《西伯利亚理发师》,写的是沙俄的军人,军人作为一种职业,俄罗斯人可以刻画成那样,我们中国这方面的精神还缺乏。

  李洋:整体上我们在军事文艺领域里面落后俄罗斯多少年,至今都无法赶上。

  康洪雷:《士兵之歌》跟我同龄,我当时一看是那个年代拍的,而且那么从容,拍得那么安静,剧中主人公说了一句“我要回前线了”,后来再也没回来,不用说他是英雄,所有老百姓觉得那人就是英雄。还有就是美国的《拯救大兵瑞恩》,当时看完出来以后十分钟大家谁也不说话,全傻了,说我们再搞十年也赶不上人家。

  张谦:其实我们这些上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看的很多书,现在这些小孩听都没听说过,《战地红军》,包括写抗美援朝的《春潮》等等,现在基本都没有了。

  康洪雷:那些书尽管带着那个时候的政治烙印,但是从地层流淌出来的人物,包括故事,一看就是作者直面感受拿出来的,不像今天靠想象,想当然就出来一个东西。

  张谦:我挺佩服美国的一个作家阿瑟?黑利写的《大饭店》,他只要写这个行业,他把这个行业了解得极细,一个小零件怎么回事,服务员的服务程序,从早到晚怎么回事。

  李洋:他讲的这个故事特别真实、自然,这个作家真是成为专家再写这个行业,咱们就是给你个概念,写吧、想吧,让行内人笑话。

  ■把文艺当成公式来算,这个活怎么干啊?创作应该是由心而来的东西

  主持人:我想问三位老师,对于这两年国内特别火的韩剧热、美剧热,不知道你们怎么看?你们看不看这些剧呢?

  康洪雷:韩剧我非常喜欢看,并且我跟韩国的同行经常交流,韩流特别东方。有的人说,韩剧有一种家的味道、家的温暖。其实韩剧就一个字:暖。它非常家庭化,非常适合韩国人那种家庭,一大家子人坐在一起看。他们的电影也有很前卫、很边缘的,探讨人的精神领域,探讨血淋淋的变态爱情。但创作电视剧的人永远是中规中矩,充满了人文情愫,充满了东方的哲学、家庭伦理。

  主持人:您能具体说说什么剧吗?

  康洪雷:《我的名字叫金三顺》、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、《人鱼小姐》,我都一集不落,买了碟看。像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,有什么事?就那么一家子人,男人一伙,女人一伙,男人、女人加一块一伙,又分开,就那么点事,说得兴趣盎然,说得家庭道德感极强,让人感觉这一家子人,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于是你爱看,这就是韩国剧。它把巨大的光环放在家长里短、人的背后,没有波澜壮阔、政治使命,大家喜欢看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的观众是哪儿刁钻吗?中国观众那么不好伺候吗?太好伺候了。

  主持人:为什么中国人不拍这种剧呢?

  康洪雷:他们不屑一顾。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制作从量上看,还是急功近利地在感情戏上。有人跟我谈剧本,第三页要出现矛盾,第五页矛盾激化,第十页这个问题要解决,紧接着又起一个,我就看怕了,把文艺当成公式来算,这个活怎么干啊?创作应该是由心而来的东西。

  张谦:我对韩剧的两个印象比较深,当然看得也是痛哭流涕的,《蓝色生死恋》,太感动了。跟它同类比的是看中国的《我的兄弟姐妹》,电影版,崔健演的。韩剧还有一个代表性的《火鸟》,2004年的,也相当不错。日剧我看《砂器》,就是原来那部电影《砂器》,改成12集电视剧了,拍得非常好。前一段还有一个日剧,是根据作家山崎丰子的小说改的,咱们中央台引进来,《白色巨塔》,那个我觉得不错。

  主持人:像《越狱》这样的美剧,悬念技术非常好,我们为什么不去尝试这类作品呢?

  康洪雷:他们是把心理学的成果放在了电视剧上,倒着算,你最期待什么他不让你出现。美国的文化,是完全彻底地在文学基础和国民整体素质的基础上,有一个工艺流程。我给老板提供一个故事,拿了钱走人;老板再拿着这些故事给你,你结构出一个东西来,结构完走人;再有人来梳理所有人的感情,然后接着走,再有人来,根据不同的演员再重写一遍,最后有一个统稿,这个统稿站在文学各方面基础上再审视一遍,它是一个工艺流程过来的。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机制,一个人从头到尾,方方面面都得顾及。其实一个剧本呈现给大家是很复杂的,一个人是有限的。

  主持人:还有一个普通观众经常会提的问题,为什么国外的电视剧,结束的时候点打在最要命的地方,恨不得马上看下一集,为什么咱们国家的电视剧一集的结尾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呢?

  康洪雷:不对,我们的打点也打在很关键的时候,关键是播出的时候电视台把点换了,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东西,我不知道为什么,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遏制它。

  张谦:他们老想自己剪下去,把剧剪短个5分钟,然后拉长广告时间。

  李洋:很多东西严格来讲是违法的,包括片尾贴广告。但是内外有别,外国的片子,片名再长不敢贴,贴的话人家起诉你。国内电视台敢得罪吗?除非你不做这一行了。这个事情忽悠了很多年,包括中国的制片委员会想保护制作行业也提出这个问题,但是后来觉得很难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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